給國家會展與大型盛會活動產業計畫的建言： 超越國貿局與觀光局推動政策的必要想像 (下篇)

回顧2016年，國際上最引人注目的國家級會展與大型盛會活動產業推動政策，當屬英國在主管文化、觀光、媒體及體育的文化、媒體暨體育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Sport, DCMS)下，設立「盛會活動產業委員會(Events Industry Board)」。讓人意外的是，不同於其它歐美先進國家，英國政府過去以來，一直都沒有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照看會展與盛會活動產業。而是由許多相關利益關係人所組成的多個行業協會，與政府各部門協作，來推動此產業發展。直到2011年以來，透過國會議員Nick de Bois主導的產業政策研調發現，才意識到該產業的再進化，必須設立專門機構，更進一步的看顧，才能繼續領先全球越來越多，後起直追的競爭者。而這給我們臺灣什麼啟示呢？

會展產業如同眾所周知的，是企業會議、獎勵旅遊、國際會議及展覽的簡稱。而大型盛會活動則是指，能夠讓人將主辦城市、地區，在記憶中，與該活動完全、緊密地聯想為一體的盛會，是地方文化軟實力的最好展現舞台。而以「盛會活動（Events）」來稱呼這個產業，在華文世界裡，還在慢慢取得社會共識、認同，但在國際上，卻已經發展了近30年。

被發展歷史困住

由於台灣歷史、經濟結構上重視進出口貿易，所以，起始的盛會活動、會展產業政策也偏向從展覽業出發。因為產值看起來較大，容易用數字、量化指標為政策執行效果辯護。但，近年來台灣製造產業外移情勢嚴峻，國家重要的專業展，許多均面臨產業聚落外移後，展覽也跟著外移的艱鉅挑戰。

例如，台北國際電腦展，近年就面臨上海國際消費電子展的強力挑戰，業內人士、報章媒體紛紛發出危機訊號。而展覽業是相當仰賴在地產業聚落大小、強弱的行業，因此國家級的盛會活動、會展產業政策，不宜過於保守，僅防守在臺灣展覽業興盛的歷史襲產上，而不求其它產業面向的強力進擊策略。

期待點亮臺灣的會展與盛會活動產業政策

新政府近期密集籌劃以擴大公共財政支出的經濟政策，如：軌道交通運輸的「大建設」，來拉動國內經濟發展。央行總裁彭淮南曾提及，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平均約能創造1.5~3倍的經濟乘數效果。而國際展覽協會(UFI)研究發現，單就展覽產業的經濟乘數效益就有8~10倍，而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的效益分析報告更發現，該盛會活動的政府投資報酬率超過20倍。國內商業發展研究院針對台灣「國際性大型會展與盛會活動」的研調也發現，成功的文化性盛會活動投報率最高，也約在20倍左右。

2004年成立的「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 MICE 專案小組」，是過去相關產業政策推動的最高國家級治理機構。然而，會展與盛會活動產業是一個體驗經濟時代下，新興且不斷變革中的產業型態。久久才開會一次的政觀推委員會，遑論其中的MICE專案小組討論頻率、治理層級，恐難以最佳的政策扶持方式，協商事涉文化、觀光、體育、教育與科技等等跨部會主管事務的新型態會展與盛會活動產業溝通協調。

因此，務實地考慮臺灣政策歷史發展的脈絡，在適宜的部會下，設立如同國際主要國家政策治理專屬機構的「國際會議與盛會活動拜訪者機構(Convention and Visitor Bureau, CVB)」，有政策累積性地、專業地照看此潛力產業，或許有機會，進一步成就臺灣，邁向「全球會展與盛會活動重要目的地」的願景，點亮臺灣面向世界的「體驗經濟體」。

(林冠文 / 中華大學觀光與會展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